改革開放的45年，是中國人理解個人財富、追求個人財富、積累個人財富的45年。記者 |李靜 田進 宋笛圖源 |圖蟲創意周國柱很懷念曾經在義烏闖蕩的日子。作為周順鞋業的創始人，周國柱常津津樂道的往事是：義烏24個攤販用“門板”擊敗了當地最大的百貨公司。1980年代，周國柱和伙伴們每隔幾天就從路橋或溫州進貨，在義烏街邊架起一塊門板，擺上10來雙鞋叫賣起來，賣完再去拿貨。那時候，義烏就只有一家百貨公司。周國柱說：“我們不需要像百貨公司那樣支付員工工資，就是靠自己起早貪黑，不怕辛苦、不怕臟。同樣的鞋，我們的價格遠低于百貨公司，消費者肯定會選擇我們。”義烏百貨公司，就這樣被攤販們擊敗了。1980年代初，當聯產責任承包制在農村逐漸普及之時，城市也開始出現松動和變化，“個體戶”這個名稱出現在中國人的視野中。1970年代末，大量返城青年就業困難成了大問題，為了解決這些群體的生計，政策的空間徐徐打開。1979年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批轉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，提出“各地可根據市場需要，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后，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、服務和手工業者個體勞動”，“個體工商戶”這個稱呼載入了中國經濟史冊，個體私營經濟就此起步。自此，從南到北，一朝風起，城市中那些沒有穩定生計、又具備一定技能的人們開始踏上謀生之路。1980年10月，北京市領照營業的個體戶已有1992戶，比1979年底增加了4倍；1980年11月4日，北京市政府決定允許個體戶從事餐飲、小商品貿易等經營活動。1980年12月，19歲的溫州姑娘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“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”——工商證字第10101號，這也是中國第一張個體戶營業執照。在最初，個體戶飽受爭議，對于剛剛從計劃經濟和無所不在的公有制中脫離出來的人們，對個體戶的“私”的特征，仍持有負面的評價。1983年，黨中央領導還曾經就此發表過《怎樣劃分光彩和不光彩》的著名講話，其中鼓勵個體勞動者說：“一切有益于國家和人民的勞動都是光榮豪邁的事業”。在80年代，城市中的個體經濟和農村的鄉鎮企業，是中國第一批“萬元戶”的誕生地，也正是從“萬元戶”這個稱呼開始，中國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個人財富的價值，盡管在鄧小平南巡之前，對個人財富、個體經濟的看法和政策時有擺動，但人們身邊不時崛起的“萬元戶”以及其象征的財富、能力和豐富的物質生活，已廣泛引發國人對財富的渴望，它撞擊著既有的觀念，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。1995年，在朋友的推薦下，李健行揣著兩萬元殺入股市，買的第一只股票是剛剛改制的深紡織A，然后輕松地在這支股票上賺了幾百元，這抵得上他當時一個月的工資。1980年代的創富草莽期后，1990年代中國資本市場的開啟，帶來了一個新的創富時代。1990年12月，隨著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接連開市，無數中國人帶著發財致富的初衷，闖入這片夢想與遺憾之境。股票市場代替了“個體戶”，成為了中國人另一個創富圓夢的途徑。1992年，“股票認購證”在火熱的深圳掀起了軒然大波，百萬股民涌入深圳，在改革開放史上留下了令人深刻的一幕。經過1992年監管的完善和此后兩年股票市場調整，當李健行進入股市之時，整個市場已經開始成熟，這一年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是中國股市總市值突破了10000億元。彼時，李健行所在的城市僅有一家股票交易所，開戶需要兩萬元資金，這可不是一筆小錢，要知道，直到1995年，中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僅有4283元。交易大廳里有一塊實時更新股價的大屏幕，人們帶著小馬扎，坐在大廳里盯著這塊幾秒鐘就刷新的大屏。大廳里也提供零星的經濟類報紙和各色“專家觀點小報”，當時還沒有大戶室，人們只能猜測大廳里哪一位可能是大戶，然后再跟隨大戶的腳步買進。一個通行的策略是：哪支股票還沒漲就選哪支。李建行還記得，交易時需要排隊在柜臺填寫交易單，再由柜臺人員買賣。經過幾年的摸索，李健行對市場行情有了判斷。1997年2月19日，鄧小平去世。受此影響，A股、港股均出現波動，人們似乎擔憂鄧公去世會否影響改革開放大局。“我的判斷是不會，大趨勢已經形成了，不可能變的。”李健行下了決心，抄底買入四川長虹，而買入這支股票的原因是：彩色電視開始逐漸成為中國家庭的標配，他判斷家電企業有巨大的市場空間。無論買入原因是否準確，市場最終證明李健行是對的。四川長虹從1997年2月的5元左右漲至6月底的14元左右，漲幅接近3倍。這是李健行投資生涯中值得著墨的一筆，時至今日，李健行還清晰地記得這些細節。2006年到2007年，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推進，中國股市迎來一波前所未有的牛市，滬指最高站上6124點。財富效應讓中國人涌入股票市場。這一年，股市新開戶數達到了3800多萬，比2006年增長了3500多萬，開戶數突破了1億人。李健行對于當時的熱潮印象深刻。似乎買什么都能漲，大量不了解股票市場基本知識的人也涌了進來，一位朋友用20萬的本金賺到了10倍的收益，這讓李健行這位資深股民“相形見絀”，“經歷過股災的股民都更謹慎，不少人都在4000-5000點跑了，誰能想到后來還能上6000點”，李健行記得當時流行一個故事，就是數交易所門口的自行車，如果堆滿了，就是該“跑”的時候了。很快，新入場的數千萬股民就經歷了中國最為劇烈的一次牛轉熊。一年時間中，滬指從6000多點下降至1600余點，無數人的財富夢想隨之崩塌，被中石油套牢成為了中國股民第一次廣泛共鳴的經歷，也成為了一代股民的宿命，一些股民再沒有機會解套，被套牢的股票留給了下一代。2022年，中國A股投資者突破2億（注：2016年投資者數量突破1億），但新增開戶數呈現放緩跡象。2023年中國股市陷入了低迷，一系列政策出臺，仍未能轉牛。作為一位資深股民，李健行堅信，只要政策進一步調整，股市總會起來的，比如延長交易時間或者是盡早成立股民們熱議的“平準基金”。盡管在中國居民財富配置中，權益資產占比逐年上升，但仍遠不及在房市的分量，對很多資深股民而言，對A股的持續投資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，并與其人生緊密相連。股票市場曾給李健行的生活帶來一些頗為巧合的改變。比如在美國科技泡沫帶動中國科技股票上漲時，手握兩支科技股的李健行，給上六年級的孩子買了臺電腦，他的孩子由此開始自學編程技術，此后還在競賽中獲獎，成年后的職業生涯也與此相關。“股票賬戶漲得好，老百姓就敢花錢一點。”李健行總結說。王晨在44歲時實現了自己的FIRE生活。FIRE是Financial Independence,Retire Early的英文簡寫，意味著一種經濟獨立、提前退休的生活。盡管距離法定退休年齡還有16年，但王晨已經通過儲蓄和投資，擁有了北京的4套住房、1套別墅和相當的存款。因此，他選擇離開職場，享受生活。王晨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北京人，自小在西二環附近的百萬莊生活。1996年，剛剛進入大學的他，便開始在離家不遠的海通證券炒股。早期的交易所尚未引入網絡交易系統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他都會在課余時間趕到證劵公司，用筆在單子上寫下需要買賣的股票代碼和價格，然后交給工作人員完成交易。在股市沉浮數年后，王晨在2003年進入另一條財富通道，一條真正決定幾乎所有中國人此后財富狀況的通道。1998年，幾經擺動的房地產政策確定了方向，國務院發布《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》，結束福利分房制度，商品房時代正式開啟。一些嗅覺靈敏的人看到了其中的市場空間，將有限的家庭資金投入到買房上。2003年，購房熱已經在普通市民中涌現，北京大街小巷的雜志報刊上登滿了房地產廣告，“東城區的和平新城8800元/平方米、西城區的陽光麗景7660/平方米”，無論是新開發的樓盤還是二手房交易信息，都在這些廣告中占據了一席之地。中國房地產迎來第一個黃金時代。王晨記得：“那時候通州的房價不過才2000多元/平方米，北京市的商品住宅的成交均價也才4000多元/平方米，而報紙版縫中多的是二三十萬一套的二手房，甚至一些開發商也打出零首付的招牌吸引著購房者。”王晨也在第二年購買了南三環彩虹城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，“當時每平米價格在三四千元，貸款購入，因為價格低，所以三四年就還清了貸款。”王晨說。之后，隨著王晨進入一家投資公司工作，收入逐步提高。他和他的家庭也抓住了房地產市場的紅利期，買房、租房，利用收益積攢下首付再貸款購房，如此循環，分別在海淀區、豐臺區、石景山區都購置了房產，并在豐臺購買了一套別墅。在這一期間，如果股票有盈余，他也會拿出部分現金支持家庭的購房計劃。王晨的家庭財富增長最快的階段是2006年至2016年這十年。在這期間，北京舉辦了奧運會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，整個中國經濟都處于快速上升階段，家庭資產也大幅增值。王晨說：“以我2008年結婚時為例，當時正在舉辦奧運會，北京房價迎來一波下跌。我看準機會迅速購入遠洋·沁山水一套160平的房屋，當時均價大約在11000／平方米，目前該房產價格漲至100000/平方米。”“而同樣在2018年購入的南苑機場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房屋總價是65萬元。僅僅兩年后，就以120萬元的價格出售了這套房子，實現了翻倍增長。”王晨認為，只要在2010年之前完成第一次房地產投資，即使后續沒有采取任何行動，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資產不斷增加。但他也強調，“如果只看到這點，忽略了幾次轉折時刻所具備的勇氣、魄力和常識，那也是片面的。”當“房住不炒”在2019年成為樓市的主基調，王晨開始進行新一輪的資產配置。在他看來，北京房價已經達到峰值，即使有所上漲，也難有較大的上漲空間。于是，他說服父母賣掉了一套位于北四環的小房子，獲得了490萬元的房款，并將這筆資金部分用于還清房貸，部分存入了一張大額存單，最后將剩余的100萬元投入了股市。王晨認為，他目前這個舉措是正確的。“從2019年開始，我逐漸加倉股市，然后在接下來的2020年、2021年和2022年，基本上都取得了盈利。盡管2021年行情是糟糕的，但平均下來這三年我賺了大概有40萬至50萬元。”對于提前退休后如何保證生活品質，他認為無須擔憂。憑借目前的資金配置，包括房租、存單利率和股票收益等，足以覆蓋家庭的生活開銷。王晨說：“我認為，一個家庭在達到某個階段后，最大的追求目標是穩定，也就是增強抗風險能力。尤其是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45歲。無論是股市還是之前的房產投資，人們都應該有自己的節奏。在需要冷靜的時候保持平靜，在需要采取行動的時候再積極出擊。”王晨會經常性地提到康波周期，并強調目前所擁有的一切都是時代賜予的。“如果你處在那個時間點，也會是這樣的結果。”改革開放的45年，是中國人理解個人財富、追求個人財富、積累個人財富的45年。從家庭聯產承包制開始，農村從“大鍋飯”的時代中走出，“包產到戶”讓私人物質財富積累的念頭在廣袤的土地上衍生；1980年代，城市中興起的個體戶和鄉村里崛起的鄉鎮企業，讓經營的權利重新回歸到人們的手中，具備一定技能和才識的人們，可以在廣闊的市場中掘得第一桶金。1990年代，百萬人涌入深圳點燃了國人對于股市的財富想象，嗅覺靈敏的人們先行沖進了尚不成熟的市場，大浪淘沙下，少數人成功了，更多的人們則在指數騰空的那一刻，義無反顧地將資金和致富的幻想莽撞地拋入其中，用漫長的人生等待奇跡發生；2000年后，中國人迎來了覆蓋范圍最廣、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波財富浪潮——房地產，房價此后持續20年的大漲幾乎塑造了兩代國人的財富觀，買房時機早晚不過一月的差池，就會演變成人生再也難回頭的岔路口，在穿過幾個路口、踏對幾波周期后，城市中形成了一批中等收入階層，他們擁有穩定的收入和可觀的財富——盡管大部分在房產上。45年改革開放路，并不僅僅成就了少數人的暴富夢想，更重要的變化是：在這條道路上，中國這個擁有10多億人口的國家，開始真正擺脫貧窮的困擾，整體性地走上了致富的道路。1978年，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元，到2023年已經增長至36883元，這只是收入部分，45年來，中國家庭還積攢了巨量的存量資產，2016年社科院的一項研究顯示，中國住戶資產總量已經達到358萬億元。45年間，從彩電到空調，從電腦到手機，從汽車到房產，人們開始享受財富增長帶來的物質生活的豐饒。與此同時，個人財富以及其競爭所帶來的焦慮、痛苦乃至于對財富的不滿，也充分顯現了出來，這種情緒甚至于會短暫遮掩四十年致富路的巨大成就。但是，不能忘記的是，正是改革開放45年，充分調動了國人的致富熱情，才讓蛋糕越做越大，才為更公平的分配提供了物質基礎。截至2020年，中國仍有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，這條致富之路，仍需繼續前行。（文中李健行、王晨系化名）Th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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